《传媒观察》｜“媒介学”在中国的发展运用与建构之困

　　“媒介学”由法国学者德布雷在20世纪90年代创立，于2014年随其中文译著的出版正式进入中国。作为一门迟来的“新学”，媒介学在不到10年的发展中已深入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文学、影视戏剧学、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且研究成果愈发丰硕。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加彪与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程伟瀚在《传媒观察》第11期刊文，对2014年初至2022年末德布雷媒介学的国内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探究，并从本土化观照出发，发现媒介学在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理论适应性与适用性的双重难题。

　　雷吉斯·德布雷在其1979年问世的《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媒介学”（Mediology）的概念：它是一门关于媒介化的学问，是研究观念如何通过文化技术和文化体制的媒介化，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理论体系。其重点在于考察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中媒介起到的功能性作用，并为之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唯物主义视角，因此也被德布雷称为“社会思想的物理学”。

　　媒介学中的“媒介”不是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即“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德布雷还强调并不存在唯一的媒介，要将媒介视为用以担保思想存在的载体、关系和运输手段，即一个整体性“中介”，并提出“中介即信息”。其后，他对媒介学及其核心概念“媒介域”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阐释，并致力于将其建构为一门融合了历史学、人类学、传播学、语用学，但又有别于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新学科。

　　2014年，中国学者陈卫星通过译著的方式将德布雷的媒介学引进国内。自此，国内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开始跳出过往把媒介当作单一中介物的窠臼，将媒介装置和传播行为视为统一体，以对完整中介体的研究为新向度，更多地从“客体造就主体”的眼光来审视一些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

　　本文以2014年媒介学被正式引入中国为起点，以2022年末为终点，梳理8年间国内学者的媒介学研究状况。在文献类型上，以期刊论文为主，以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为辅。在文献来源上，主要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和读秀数据库进行检索，同时对新闻传播学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文章目录进行梳理，辅之以对国内媒介理论研究的头部学者陈卫星、黄旦、胡翼青、刘海龙、孙玮等人的发文进行筛选。在检索方式上，采用主题、篇名、关键词、重要词频相结合的检索方式，以“媒介学”“媒介域”“媒介”“德布雷”“物质性”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和甄选。最终找到媒介学研究的译著4部，专著1部，学位论文15篇，期刊论文113篇。根据国内学者的总体研究状况，本文选取CSSCI（含扩展版）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8年间总共发表的85篇论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研究类型上看，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阐释、理论延展和理论应用三方面开展研究，随时间推移，研究重心逐渐从理论考察转向实践应用。从研究领域上看，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辅之以编辑出版、广播电视、戏剧、文学等领域。

　　德布雷媒介学引入中国以来，先后经历了理论的引进与阐释、辨析与比较、外延与拓展的过程，总体呈现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2014年至2015年是国内德布雷媒介学研究的初始期，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对媒介学基础理论进行阐释与解读。陈卫星作为媒介学扛鼎之作《普通媒介学教程》的译者和《媒介学引论》的审译者，是国内媒介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媒介学思考——回应〈青年记者〉编辑部的一个问题》中第一次从媒介学视角出发，讨论了新闻传播学科的诞生、发展与其历史传承过程的逻辑关系，为本土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朱振明和矫雅楠等人也专门围绕媒介学的理论谱系进行研究，其重点均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厘清传播（communication）与传承（transmission）的区别；第二，阐释媒介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第三，解读媒介域的概念及其在研究视角上开创的新向度；第四，展望媒介学的引进为国内传播学研究带来的学术价值。

　　从201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媒介学与其他传统媒介化理论的异同点，尤其是与麦克卢汉“泛媒介”理论的区别。以胡翼青为代表的媒介化理论研究者们，开始将德布雷媒介学纳入媒介化理论体系研究中，集中梳理、比较各派别的媒介理论。他们认为，德布雷与其他媒介化学派的共通之处在于确证了媒介环境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有力影响。

　　实际上，德布雷媒介学是麦氏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它比前者更加关注意识形态。德布雷批判麦克卢汉把媒介和内容分开，由此模糊了中介、渠道、规则、载体的概念，导致其对媒介的界定存在天然缺陷。两者核心区别在于：以麦克卢汉为首的传统媒介化学派看重空间维度的“共时性”问题，目光置于具体的媒介物；而德布雷媒介学更看重一个特定时间维度的“历时性”问题，眼光坐落在中介行为，注重其对思想和文化的传承作用。

　　2018年前后，学界开始更多地将媒介学作为研究工具，带入到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考察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媒介学在理论外延方面的强大生命力，为其跨学科拓展做出了贡献。

　　一方面，媒介学作为考察“传承过程”的工具，能够顺利地嵌套进许多历史与现实的话题之中，为其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思路。媒介学在应用研究方面体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媒介学作为一门极具跨学科特色的新学，其广博的理论内涵和学科延展性给予了它回应多个领域问题的能力和潜力，为未来本土媒介学的学科建制化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国内媒介学研究由浅入深的进程中，学者们不止于解读媒介学的本体概念、思想，还致力于不断扩展媒介学认识不同领域问题的眼光，并且力图全面把握媒介学分析文化传承和思想传递的独特方法。

　　媒介学的本体论研究回应了如何认识媒介，如何理解媒介物、中介行为、传递装置的内生关系，以及思想与物质、内容与形式怎样经由“媒介化”发生因果关联等问题。由此，也会引出对媒介研究史上“物质性转向”与“技术决定论”问题的再探讨。

　　媒介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体现在重视传播过程中物质性要素的中介与链接作用，扭转了过去“重思想、轻物质”的传统，即在一定条件下，物质不一定造就思想，但没有物质就没有思想。长期以来，各媒介化理论学派都在力图走出“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德布雷的媒介学也深陷讨论的旋涡中。总体上看，国内主流研究认为德布雷媒介学的创立有力地驳斥了技术决定论。但也有学者提出德布雷媒介学并未摆脱技术决定论，德布雷仅仅把物质媒介作为所有意识形态的线索，其封闭的印证式研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范畴简化为媒介叙事，无法理解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性现象。

　　在充分理解“媒介为何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研究者们纷纷下场，开始寻找以媒介学视角为切入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用媒介学的眼光对一些传统理念、话题进行“再认识”。同时，学者们也在努力追随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脚步，关注媒介环境剧变下本土媒介学研究的新焦点、新问题。

　　媒介学凭借其跨学科特性，指导着不同领域学者不断发掘认识论上的新思路。编辑出版活动的文化特性锚定了其自身与媒介学研究的天然勾连。为此，陈卫星考察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书业繁荣现象，认为“书是物质文化的历史表象”，社会意识的发展深受信息内容进化的启发。同时，他将编辑出版看作是一种中介行为，认为编辑出版的历史流变促进了技术性手段配置和组织性观念配置的转型。

　　文化研究者们则利用媒介学解构特定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譬如，黄显对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进行“再认识”，力图打破城市遗产与媒介技术二元对立视角。遗产应当作为传承媒介与数字移动设备相互嵌入，在此过程中后者也被视为纪念物的一部分，对遗产文化价值的传承提供持续的创造。同时，遗址开发和遗产保护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活动，更应被看作一个传承文明的“中间体”媒介，起到复现独特“地方”的作用。

　　随着新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界也在持续关注着媒介学对传统问题在认识层面上的新转向。陈卫星从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社会表现功效出发，探讨新媒体和社会建构的媒介学关系，认为新媒体承载的物质世界能够为宏大叙事终结后的微型叙事开辟无限的空间，并呼吁学界持续关注新媒体与生产力技术升级、与受众的接触界面的接近、与权力序列重组的互动关系。

　　2022年，如火如荼的“元宇宙”让学界开始展望全新的中介逻辑。许加彪、程伟瀚提出元宇宙时代可能会发生新一轮的媒介域转化，“拟态域”将会取代“图像域”。并且，在“拟态域”下或将出现新的霸权形式，而随之壮大的商业意识形态也会与现存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更加激烈的对抗。

　　媒介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将媒介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从中介化的角度考证思想如何通过各种合力被转化为物质力量，以及特定时空场域中的特殊中介装置如何完成了其信仰承袭、文化传承或社会动员的历史使命，推动了历史或现实事件的进程，有利于为我们探究作为文化条件的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互动拓展思维。

　　围绕特定的中介装置，对其进行思想、文化互动和社会动员的过程进行研究，是学界应用媒介学方法的重要致思。谢清果作为近年来出版过媒介学研究专著的学者，致力于将媒介学的视角嵌入华夏文明传播之中，探究中国古代牌坊、祠堂、家训、道路、桥梁、礼物等日常生活中的媒介物如何通过中介行为与社会生活发生勾连，突出文化传承对于华夏文明建构的独特作用。

　　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张凯滨认为海外中餐馆作为文化脱域化流通的“社会身体”，起到了桥接异乡同胞情感、协调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蕴藏巨大的文化价值。许加彪在媒介学应用研究方面的旨趣集中于媒介的动员问题，他的“媒介域视角下延安木刻版画的社会动员研究”，重心在于发掘特定时期的特殊中介体与社会动员的耦合。

　　德布雷媒介学进入中国已逾8年，在总体向好的学术发展趋势下，仍然存在着本土化建构程度不足的缺憾。何以难为？何以可为？这是我们在当下力图去回应的问题。

　　其一，作为“舶来品”且姗姗来迟的媒介学，难以避免地存在着理论适应性上的问题。媒介学讨论的核心问题：知识、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传承与转换，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中的适应性或将大打折扣。加之德布雷的媒介学诞生时，互联网尚未普及，而今，全球的传播样态早已因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媒介学的经典框架是否仍能完整考察智能媒介时代的新问题。

　　其二，随着媒介学本土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近几年应用类研究的井喷，其理论适用性问题日益凸显。在对基础理论的译介与阐释、比较与延展工作均已趋于完善之时，本土化的媒介学研究却逐渐走入了实践指向上的功能主义怪圈：仅仅将媒介学作为一套完整的分析工具对实践中形形色色的具体事件和问题进行程式化的套用；单纯把媒介学研究理解为用倒置内容与形式的眼光对中介行为进行探究的过程，将其视为一种功能性的方法论。这种庸俗化的研究倾向无疑会影响媒介学未来的学术生命力。

　　因为媒介学的潜能在于阐明物质与思想嫁接的整个运动过程，在于把握媒介与历史互动的真相。这就要求本土化的媒介学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研究视角，将目光置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技术与政治技术的衔接中。

　　在理论路径方面，媒介学应更多地结合本国、本民族特色，聚焦我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与文明发展的自主性力量，抓住媒介的物质性转向但不拘泥于物质本身，关注物质变化所牵连的信仰传承和思想流变。在操作层面上，致力于讨论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留并保护好自身的文化特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同时，积极回应未来智能传播时代的媒介学之问：在元宇宙、ChatGPT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概念的加持下，当下的媒介域是否还存在新的转换可能？当AI大规模进入现实生活，当机器可以体察人心，我们的媒介史又会随着传播载体和扩展机构的变革朝着何种偏向发展？在实践应用方面，不应局限于对微观应用层面的研究，应培养宏观视野，树立“大历史观”，发挥媒介学在解构社会历史方面的巨大作用。探究那些融合了技术和组织力量的特殊中介体，如何通过发挥其自组织的力量构造新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如何通过中介化协调社会资源配置？在新形态的人类文明中如何建构新的国家认同？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1期，原文约8500字，原标题为《理论引进与知识创新：德布雷媒介学的中国本土化历程及省思》。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雷吉斯·德布雷在其1979年问世的《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媒介学”（Mediology）的概念：它是一门关于媒介化的学问，是研究观念如何通过文化技术和文化体制的媒介化，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理论体系。其重点在于考察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中媒介起到的功能性作用，并为之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唯物主义视角，因此也被德布雷称为“社会思想的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