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文化工程 大型融媒报道丨兼容并济 冶金推动文明起源与国家进程——专访著名冶金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

　　俯瞰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曾发现一定规模的青铜生产作坊。本报记者 王延辉 摄

　　第十五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近期在河南大学举行，著名冶金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教授作了题为“铜资源与三代国家治理”的主旨报告。他从科技考古视角出发，根据田野调查和实验室的数据解读，揭示总结了中原地区选择青铜器作为文明载体的历史必然。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建立详细论述了以冶金为代表的手工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何以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建立透露，他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目前在河南进行两个大的冶金史项目研究。研究团队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已经在豫西山区、豫北太行山找到了诸多新线索。

　　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国家祭祀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一般来讲，青铜冶炼技术起源于西亚，传入中原后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青铜文化高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和殷墟等都邑均发现一定规模、且经严格控制的青铜生产作坊，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生产组织特征。

　　陈建立认为，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能了解青铜器背后的生产技术、生产体系和流通体系，进而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冶金生产是一个长链条的活动，涉及大量的人力和金属物料资源，对这种复杂技术活动的管理足以体现社会的管理水平。青铜容器是社会礼仪制度的载体，因此对青铜容器的生产控制会更为严格，青铜容器的生产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青铜工业管理。可以说，青铜冶铸技术及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乐制度，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青铜催生了夏商周文明的诞生，那么钢铁则催生了秦汉帝国的建立，中国历史上两大社会阶段的转变，都和冶金技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陈建立说，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包容性在冶金技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从科学上来讲，中原的炼铜技术、炼铁技术，不是中国从0到1的发明，而是外来的。外来技术传到中国之后，中原先民根据自身技术的积累，对外来冶炼技术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和改造。这种创新在其他国家历史或世界冶金史上都很少看到，这其实体现了中国人如何将外来技术与本土技术结合，用以满足社会对这种技术的需要。青铜冶铸技术以及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技术都体现了中国对外来技术或者外来文化的一种吸收、创新或者是再创造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体系又向外传播，这种态势到唐宋等历史时期乃至今天一直如此。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关键的是体现在制度上。在西方，青铜器从来没有像中国夏商周三代那样作为国家礼制的载体。中国创新的手工业制度，其实是创新了一种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创新，一直影响到现在。

　　陈建立强调，中国对外来的技术、外来的文化，从来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真正积极地吸收。吸收不是简单的吸收，而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吸收、改造。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青铜容器，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礼器，器形多仿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原创性特色。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柄铁剑是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之一，也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被誉为“中华第一剑”。他们在中国冶金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

　　陈建立说，河南的冶金考古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青铜器冶铸技术的本土化转化，他认为是在河南完成的。以二里头遗址青铜容器群为代表，这是冶金技术第一次本土化的完成之地。二里头遗址是最早采用块范法成批量铸造青铜容器的地方，这是非常重大的发明。郑州商城、殷墟的铸铜作坊所反映的铸造技术水平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从青铜到钢铁，如果说钢铁技术的本土化是冶金技术第二次本土化完成的话，那么河南又是非常重要的完成之地。因为在河南、山西、陕西黄河金三角地带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一批铁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有目前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就是河南博物院正在展出的玉柄铁剑。虢国墓地出土的铁器既有陨铁，也有块炼铁，这代表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转变。而在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现的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生铁残块。这样一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这个黄河金三角地带陆续出土陨铁、块炼铁和生铁制品，完成了钢铁冶炼技术的本土化过程。古代冶铁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改变生铁的脆性，考古学家在洛阳发现了年代最早的生铁退火制品。在郑州的古荥和巩义、南阳、鲁山、泌阳等地发现了汉代的特大型炼铁高炉，这些冶铁遗址技术水平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当然也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

　　陈建立认为，河南大量冶金遗址非常重要，各种考古资源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国家的建立都是独一无二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国家级的重大课题由河南考古团队来牵头，比如夏文化研究、商文明的研究。解决夏文化的起源问题，河南那么好的材料可以做出非常出色的工作。

　　在记者参加的多次考古新发现交流汇报会上，科技考古是重点汇报的内容之一。有时候，也会遇到“材料正在排队做科学检测暂没有出结果”的无奈场面。

　　陈建立说，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借鉴了地质学的地层学和生物学的分类学，考古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自然科学密不可分。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代表，距今已经102年了，主持仰韶村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地质学家，当时参与的也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也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一个考古学会，在制定的考古学会章程里面说，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的遗存。当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的时候，除了研究历史的一些学者参与，还呼吁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学科的学者介入考古工作。

　　陈建立介绍，目前，科技介入了考古发掘研究的全过程。考古发掘现场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现场，考古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如果考古现场的信息不被第一时间正确地揭示、记录或者完整采集的话，可能会对后期的研究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的理念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去提取里面的各类信息。在文物保护方面，更离不开现代科技。现在考古学界对现代科技的引入是持开放态度的，在调查发掘过程中，很多考古学家都主动邀请科技考古专家介入，重大的研究成果无一不是科技专家和考古学家真诚合作的结果。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个别掌握现代科技的专家，他们研究考古学问题，只相信自己的数据，不考虑实际情况，结果得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阐释。这就是考古学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的问题，也是现代考古学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陈建立强调，现代科技是推动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但是，目前科技考古人才数量太少了，能够推动中国科技考古工作的原始性创新也比较少，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才出现了需要排队做检测的现象。

　　近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成为文化旅游的热点。在以铁而建、因钢而兴的舞钢市，有一家冶铁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有陈建立教授团队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陈建立说，几年前他和学生在舞钢进行了冶铁遗址调查，他们一直坚持把调查研究成果用于帮助舞钢市文化建设的理念。舞钢市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冶铁文化之都”，建设了冶铁文化博物馆，他们为博物馆撰写了展览大纲。这个博物馆虽然是县级博物馆，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钢铁文化博物馆，成为展示舞钢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个过程中，他更加切身体会到“考古，要有人民的视野。”

　　陈建立认为，考古，一方面需要考古学家去调查、发掘、研究这些遗存，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问。但是另一方面，如何让老百姓明白这些学问、懂得其中的道理，就必须把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向公众传播。传播不能用高深的学术语言，必须通过科普演讲、博物馆展览、数字技术等形式，让文物“说话”，让文物“活”起来。各地的考古机构发掘了那么多的重要遗址，出土那么多文物，但这些文物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传播价值。因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关键，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与方向。

　　陈建立建议，考古研究成果的价值还应该向国外传播。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大量考古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物证，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证，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物证。把这种物证的规律性讲清楚，就能把中国的发展道路讲得更加细致、更加清楚。我们需要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好河南的文物、河南的考古材料去讲好中国故事。

　　采访中，记者向陈建立介绍了河南省启动实施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聚焦“今、古、人、事、物、书”6大研究板块，在中原大地掀起新时代文化研究热潮的情况。

　　陈建立说，这6个字非常关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工程，但不能操之过急，要抓住关键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基础研究，做好制度性安排，让学者们牢固树立出精品的意识，这一点最为关键。学术研究要有科学精神，遵从科学规律，通过真正解决问题，培养一批人才，培养真正热爱这个事业的人，长期扎实做下去。

　　陈建立是河南省虞城县人，本科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立志成为现代材料科学家的他为什么成了科技考古“大咖”？

　　陈建立说，他在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报考北京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想考材料物理系，学现代材料。当时一起考上的有13名学生。北京科技大学柯俊院士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开创了利用现代仪器研究古代金属文物，进行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新领域。在理工科大学，冶金史对青年学子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报考这方面研究生的人比较少，有时甚至招不到学生。学校对13名学生的档案进行分析，有教授说“陈建立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文科基础应该好一点，让他来做冶金史吧”，于是，他就读了冶金史的研究生，开始汉代钢铁技术的研究。从1995年到现在，20多年来，他深刻体会到，用现代科技去研究文物，研究古代的出土材料，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陈建立告诉记者，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实物遗存，要发现遗存，挖掘和阐释遗存蕴含的各类信息及价值，就必须用到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技手段。新时代考古需要更多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介入，从事这项工作。他在北科大读了硕士、博士，又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做访问学者，学习了新的技术。之后到了北京大学教学，今年正好是20年。一步步走下来，利用自己的物理学特长和金属学特长来研究古代冶炼技术，在冶炼技术研究的基础上，上升到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刚开始被选择时他有些无奈，但是干的时间长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发自内心的喜爱。

　　陈建立，河南虞城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国际冶金史大会执委会委员、咨询委员会秘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冶金考古和定量考古学研究。完成国内20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处矿冶遗址调查和冶金遗物的检测工作，致力于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中的应用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合著《汉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定量考古学》等6部；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组织策划“模范中国——商周青铜器的形制、技法与纹样”“钢铁铸文明——中国（舞钢）冶铁文化展”等多项展览活动。参与的4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