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媒介社会学：理论旅行、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践

　　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仲英青年学者，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媒介社会学基本上以“新闻社会学”的面目出现。它曾在百废待兴的社会学重建计划中聊备一格，譬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1年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演讲时就呼吁建立新闻社会学，以“进一步丰富社会学，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报纸”（葛娴，陆宏德，1982）。不过，这一时期对新闻社会学更持久的倡议还是来自新闻学界内部，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涌现出了一系列引介和论述新闻社会学的文章（童兵，1986；徐培汀，1988；喻国明，1985；张希圣，1985）。论者们主要以前苏联新闻学界为师法对象，希望藉此改善宣传或新闻传播实践，完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并提高其学科地位。一些新闻学者积极尝试“采用社会学实证方法所进行的受众调查和对传播与现代化的研究”（孙瑞祥，2004），这既沿袭了前苏联新闻社会学对受众和舆论调查的强调，也呼应着当时中国自身对新闻改革和体制改革等问题的关切。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八十年代对新闻社会学的引介和倡议却并未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和遗产而得以沉淀、发扬与继承，不仅相关著作乏人问津，而且当代讨论也极少回溯到这一原点。自九十年代以降，尤其是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大陆学界将目光更多投向了英美国家。

　　无论是中译本的出版，抑或中国学界对英美经典著作的引介与挪用，还是中国学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经典”想象和“当代”实践，都多少在“驯化”源自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学术传统，并激发出了不同的在地学术实践。在本文中，我们既不打算梳理和再阐释经典理论（白红义，2020）或英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传统（陈阳，2018；李红涛，黄顺铭，2019），也无意回顾本土媒介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与产出（张志安，章震，2018）。我们将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旅行视角和文化中间人等概念，通过对媒介社会学者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考察中国学界如何想象与实践媒介社会学，以此探究媒介社会学跨越时空的“旅行”和“驯化”。对媒介社会学的个案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中西之间”的关联，更好地把握传播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逻辑和机制。

　　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下列问题：（1）中国传播学界在过去三十年间如何引入媒介社会学？翻译和引介过程强化了哪些传统，又遮蔽了哪些路径？（2）中国学者如何想象、绘制媒介社会学的地形图？这种想象如何与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旅行相呼应？文化中间人在此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3）新闻传播领域的学科场域、学术合法性及媒介研究的社会语境如何形塑对媒介社会学的“驯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知识生产活动？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83：226）在《理论旅行》开篇即写道，“观念和理论跟人和批评流派一样，也会在人与人、情境与情境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会受到这种观点流通的滋养，并由此得以维系”。他将理论旅行分为四个阶段：理论的起点或与此类似的发轫环境、理论的穿越距离、特定的接受或抵抗条件，以及观念经改造或吸收后在新时空环境中占据新的位置。

　　理论旅行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创造性的借用，抑或全盘的挪用”，都是文化生产与消费中无法否认的事实，“必定牵涉到与起点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过程”（Said，1983：226）。因此，研究者应努力阐明特定理论在跨越时空中的具体旅行形式，探讨理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后来，他在《理论旅行再思考》（2000）一文中做了些自我修正。他在分析卢卡奇的理论对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后殖民批评家弗兰茨·法侬（Frantz Fanon）的影响之后指出，特定理论可能因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被再释而重焕活力。

　　理论旅行从起点到终点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时空跨越，而往往会有一系列中介机制在推进或阻碍着这种旅行，文化翻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如果理论是在旅行，那一定需要借助于翻译。......不止语言层面的翻译，还需要文化翻译”（Davis，2014）。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中，学术翻译就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黄旦，丁未，2005；黄雅兰，2019；刘海龙，2006；Qiu，2016）。特别是，传播学就是经由1980年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之旅，才得以真正进入中国。对此，可从两方面来评价学术翻译的影响轨迹。一方面，学术翻译要进入乃至镶嵌到中国的“在地”学术语境当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学界的翻译工作致力于“构建学科知识地图”（黄旦，丁未，2005），着重引进综合性的教材与通论，研究性专著则不多。另一方面，学术翻译的确影响到了本土学术研究的开展、研究领域的建立，乃至新闻传播学科的走向。早年对于麦克卢汉的引进和媒介环境学的发展、近年学界对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翻译和媒介学的开展，便是著例。那些通过翻译活动而架起中西之间的桥梁者，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来讲，就是理论旅行中的“文化中间人”。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跨国文化流动的日趋频繁使得文化中间人的中介工作往往成为“跨国文化中介化”之其中一环。无论是服务于欧洲各国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买手（Kuipers，2012），还是台湾留法独立法式甜点师傅（林宜洁，林怡洁，2019），皆为跨国的文化中间人。他们充当国际生产者或全球文化与在地消费者、国际和国内文化场域的中介，参与到“选择、协商与翻译”（Kuipers，2012）的过程之中。

　　我们不妨将学术理论的旅行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跨国文化中介化。其中，编辑、译者等人都颇似电视节目买手，他们共同把关哪些理论能跨语际旅行，哪些著作有机会摆上在地学者的书架。因而，藉由文化中间人的概念，我们有望使旅行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某些中介机制从“不可见”变得“可见”，从而更好地理解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旅行之轨迹、机制与后果。

　　本文是一个混合式研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历史文献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等分析策略。

　　鉴于媒介社会学并非一个边界清晰的领域或学科，因此我们悬置对于媒介社会学的先在理解，转而采取“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的研究策略。也就是说，只要某人自认为或在同行看来从事的是媒介社会学研究，那他/她就属于本研究的潜在研究对象。

　　调查的执行过程如下：首先，根据我们对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了解，邀请我们认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参与调查。只有两位受邀学者对过滤性问题给了否定答案。其次，邀请问卷最后一题中被他人提名的学者参与调查。第三，系统收集近五年（2015-2019）发表的“媒介社会学”文献，并以这些作者为线索，补充调查对象。通过这三种方式，最终62位学者完成了问卷，其中包括16位教授、25位副教授、18位讲师、1位副编审、1位主任编辑以及1位博士生。

　　我们以多种方法分析调查数据。例如，针对调查对象所提名的中外媒介社会学者和中外媒介社会学论著，我们在以词云图展现其基本分布状况的同时，也以社会网络分析来展示其共现网络（co-mentioning networks）。量化数据统计由SPSS和 Gephi完成，而词云图则由质化软件ATLAS.ti绘制。

　　我们对六位媒介社会学者做了深度访谈，其中既有资深学者、中生代学者，也有新生代学者。具体的访谈问题虽然常常因人而异，但都是围绕他们对媒介社会学的理解及其学术实践而展开。访谈均为面访，时长在1到2个半小时之间，事后对访谈录音都做了逐字转录。此外，我们还就某些特定的议题，与台湾政治大学李金铨教授、复旦大学曹晋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某位资深编辑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流，了解他们担任译丛顾问、主编、责编的有关情况。我们还收集了大量公开出版的文本和未公开出版的文献材料，既包括媒介社会学论著与译著、引介新闻社会学或媒介社会学的文献，也包括与它们相关联的“副文本”，譬如译丛序言、译丛策划案以及论文后记。

　　为勾勒当代中国媒介社会学者对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解，我们请调查对象列举“欧美国家媒介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和“心目中最好的欧美媒介社会学著作”，结果发现，他们对欧美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呈现出相当显著的集中化趋势：第一，学者的国别以英美为核心，尤以美国雄踞支配地位，而曾在1980年代被引介的前苏联学者则根本没进入当代中国学者的阅读-接受视野；第二，在研究领域或议题上，“新闻生产社会学”居于核心，几乎成为“媒介社会学”之代名词；第三，中国学者的想象呈现出强烈的“经典化”趋势，资深学者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所谓“黄金时代”）出版的著作占据中心，而当前活跃的新生代学者和新近论著则相对边缘。

　　在62位调查对象中，除1人未列举欧美重要媒介学者之外，最少者提名1人，最多者提名23人，被提名者的平均值为6人（SD=4.14）。作答者共提名欧美重要媒介社会学者372人次，牵涉到103人，词云图直观展示了被提名者的基本状况（见图1）。其中，被提名2次以上者45人，3次以上者27人，而10次以上者仅6人。前十名中，除卡伦和霍尔外，都是美国学者；十人当中，除厄舍为近年来活跃的新一代学者之外，均为若干年前即已确立了令人瞩目的学术声望的资深学者。

　　在频数分析之后，进一步考察被提名学者的“共现”关系，即由不同作答者列举的媒介社会学者交织而成的共同提名的关系状况。这是一种“网络”关系，我们可通过共现网络中某些人被稳定或偶然地共同提名，图绘作答者们眼里媒介社会学地形图的轮廓，或者说他们对欧美媒介社会学的整体理解与想象。全部103位欧美媒介社会学者的共现网络如图2所示。整个网络非常稀松，密度仅为0.28（SD=1.20）。首先，只有舒德森、塔克曼、甘斯、吉特林与翟利泽5人的共现强度达10次以上，其中强度最大值（41次）发生在舒德森与塔克曼之间。其次，在提名5次以上的12人中，前十名共现强度在5次以上。第三，有62人（60.2%）共现强度在2次以上。第四，另有40人（38.9%）共现强度仅为1次。最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图中唯一的孤立点，因为他不仅只被一位调查对象提名，而且也是该调查对象的唯一提名。总体上，处于网络外围的被提名者与其他人的共现频率较低，越向中心移动，彼此之间共现强度则越高。

　　除了学者之外，论著也是勾勒调查对象如何经由“阅读”行为来理解与想象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请调查对象列举“心目中最好的欧美媒介社会学著作”，并注明所阅读的语种（即外文原版还是中译本）。除3人未作答之外，59位调查对象所列举作品最少1个，最多14个，平均4.3个（SD=2.59），词云图直观展示了欧美媒介社会学论著的提名状况（见图3）。

　　对比图4与图2可发现，处于“学者”共现图与“论著”共现图核心位置的节点之间（即两图中心连结的部分）具有高度的对应关系。综合学者和著作的提名频次与共现网络结构，可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在中国学者对于媒介社会学的理解中，专注于新闻研究的学者和聚焦新闻生产的著作占据核心位置；其二，中国学者对欧美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存在强烈的“经典化”趋势，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被翻译引进的著作——主导着媒介社会学的地形图。

　　对于调查对象围绕欧美重要媒介社会学者及其重要著作所展开的上述想象，有必要置于媒介社会学“理论旅行”的时空脉络与学术过程中加以检视。这些经典著作之所以进入中国学者的阅读/接受视野，并不仅仅是其欧美影响力的自然延伸或渗透，还经历了一番跨越时空的“再经典化”过程。

　　我们对提名在3次以上的13种著作及其中译本的出版信息进行统计，发现除Digitizing the News尚无中译本之外，其余都已推出中译本。这些中译本表现出了相当的滞后性。这些中译本为中国学者搭建起了通往欧美媒介社会学的桥梁。

　　学术翻译几乎总是会牵涉到对原著的拣选问题，因此经由中译本构造起来的知识地图便不是英文原版的简单投射，必然受制于文化中间人的“中介”作用。以被提及频次最高的几本著作为例，《发掘新闻》和《什么在决定新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纳入“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而《做新闻》和《新运动的媒介镜像》则由华夏出版社纳入“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李金铨和潘忠党分别担任了这两个译丛的“学术顾问”和“策划和海外联系人”，他们的文化中间人角色之一便是选择书目。李金铨、潘忠党二人均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香港和美国，又都致力于与中国传媒相关的研究。“横跨中西”的学术位置，让他们可以从中国的在地学术发展需要出发，强调译著对中国学界的建设意义。

　　当然，版权问题也会影响到书目构成。曹晋称，“因为版权问题，本套译丛未能囊括所有关键性的媒介社会学研究论著”（丛书总序），遗珠之憾就有迈克尔·古雷维奇（Michael Gurevitch）等主编的论文集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1982）和汉诺·哈特（Hanno Hardt）的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1979/2001）。而在译丛二所规划的首批书目中，Making News和Inside Prime Time都赫然在列， 但由于版权洽谈问题一拖再拖，致使前一本迟至2008年才面世，后一本则只好换成了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代表作（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中译本名为《新运动的媒介镜像》。这种书目替换对当代中国学者心目中的西方重要媒介社会学作品的想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新运动的媒介镜像》被提名了18次，其英文原版被提名4次，而Inside Prime Time仅被提及1次。

　　翻译引进为某些中国学者经由中译本来建构有关西方媒介社会学或新闻生产的经典化叙事提供了机会，然而这种叙事未必太靠得住。因为它很容易忽视经典的同代人及其作品，从而影响到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的整体性理解。一方面，经由翻译建构的经典传统以美国为中心，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著作及学术传统则相对边缘。另一方面，经由翻译构造出来的经典传统更多聚焦于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Tumber，2014），而对经典传统的历时性发展则缺乏足够把握。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著作原本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与学术语境下生产出来的，且彼此之间具有清晰的、自然发生的历时性线索，但它们作为译著却以一种人为的、时间压缩性的、批量的方式引进中文学术界，必然带来“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张力关系。一方面，这体现在媒介社会学著作在我国影响力的“滞后性”。另一方面，译著的大规模出版对我国学者而言，可能构造出某个重要的分水岭，使得此前与此后的学者们接触与想象媒介社会学的渠道和轨迹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学术视野、理论传统、问题意识、方法路径等方面的代际差异。

　　而有的学者受制于语言因素，只能透过既有的中译著作或论文来接触和想象欧美的媒介社会学图景，有时视界局促也就在所难免。2009年，芮必峰（2009：7）在博士论文中对“西方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所做的文献综述，基本上建基于两篇他认为“既具代表性、又具权威性”的综述性文献：一是舒德森的《新闻生产的社会学》，二是博伊德-巴雷特的《对媒介职业和职业人员的分析》，分别收录于《大众媒介与社会》（中译本2006）与《媒介研究的进路》（中译本2004）。他之所以选择这两篇，是因为收录它们的这“两部编著都......出了中译本......省却了我这个英文水平有限的人阅读原文的辛劳”（芮必峰，2009：6）。

　　将经典著作翻译引进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学者对媒介社会学地形图的想象，这只能算是媒介社会学理论旅行的前半程。后半程则是，中国学者将源自欧美的理论资源、概念工具以及方法“拿来”，就在地的媒介或传播现象展开对媒介社会学的“驯化”。这种驯化发生于三个知识层面：第一，中国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的想象与实践大体上局限于新闻传播学术界内部，研究者们希望借助媒介社会学的知识资源，提升新闻研究的知识含量与合法性；第二，与对媒介社会学的经典想象有关，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主要围绕中国传媒转型、新闻业特别是新闻生产议题而展开；第三，在新闻生产社会学内部，与英美媒介社会学突显出的“批判性”不同，中国学界将英美理论作为“建设性”的话语资源，致力于构建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为新闻改革和新闻业发展谋求可行路径。

　　对于中国大陆或中文学术界中的媒介社会学实践，我们须先大致厘清一个问题，即谁在从事何种媒介社会学研究？对此问题，自然有不同的回答方式，譬如可以分析相关学术研讨会的参与者及其作品，也可分析学术期刊上媒介社会学论文的作者及其作品，而每一种回答方式都能揭示其中的部分面向。这里，我们则通过本次问卷调查中调查对象所提名的“重要媒介社会学者”的身份及其心目中“最好的媒介社会学成果”来回应这个问题，试图勾勒媒介社会学在地学术实践的两种轮廓。

　　先来看在地学术实践的“学者”轮廓。面对我们的问题（“列举几位中文学术界（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中媒介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者”），除2人未提名之外，其余60人共提名了415人次，牵涉到77名不同学者。他们最少提名1人，最多提名24人，平均6.9人（SD=4.44）。被提名次数介于1到34次之间，半数学者仅被提名1次（51.9%），平均5.39次（SD=8.24）。

　　被提名学者的共现网络如图6所示，这是一个较为密集的连通图（密度=0.62，SD=1.77），说明调查对象对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队伍具有较高共识。与其说处在共现网络核心圈的学者们“更重要”，毋宁说他们折射了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媒介社会学者身份的基本判断。

　　由被提名学者及其共现网络，我们得出如下观察：首先，从代际角度看，50或60世代的资深学者在网络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但70、80世代也正在变得非常活跃。第二，从地区角度看，网络中的大多数学者为中国大陆学者，但也不乏香港和海外华人学者的身影。除李金铨、潘忠党、陈韬文、杨国斌等资深学者之外，李立峰、邱林川、林芬等香港新生代学者也在网络中处于较中心的位置；相比之下，被提名的台湾学者多为资深学者，且相对边缘。这或许跟近年来陆港学界交流远比陆台交流频繁有关。第三，最重要的是，与前面的观察相呼应，在媒介社会学者（特别是共现强度较高的学者）中，绝大多数是新闻传播学者，共现网络中的社会学者只有赵鼎新、黄荣贵、周翼虎等少数几位。

　　可见，媒介社会学的在地学术实践更多发生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部。换言之，中文学术界的媒介社会学实践更像是新闻传播学界向外寻求理论资源的努力，而非社会学界拓展或延伸其边界的过程。我们有必要将这个观察放到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场域当中来理解。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我国高校中的社会学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整体撤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开始恢复。近三十年的中断使得中国社会学界不可能有机会像美国社会学界那样，留下1950年代的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以及1970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这样辉煌的学术遗产。在八十年代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虽有费孝通等学者呼唤“新闻社会学”，社会学界却并未取得多少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实绩。这或许是因为，有太多重要的传统社会学分支亟待重建，对新闻/媒介社会学之类的新兴领域实在无暇他顾。

　　另一方面，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看，对于媒介社会学的倡导、推动与实践或与新闻传播学科长期以来的理论贫瘠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焦虑有关，这促使一些研究者将目光投到学科之外，试图从媒介社会学乃至社会学寻求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焦虑与求索贯穿于本文开头所论及的八十年代对“新闻社会学”的引介，也影响90年代早期的治学者。

　　再来看在地学术实践的“成果”轮廓。我们请调查对象列举他们心目中中文学术界(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最好的几项媒介社会学成果”，目的同样不在于排座次，而是根据媒介社会学者的“认受”来把握媒介社会学的典范作品。除10人未作答或明确列举之外，52人提名了作品。其中，所提名的作品数量介于1到11个之间，平均3.9个（SD=1.90）。他们总共提名作品204次，牵涉到92个作品，提名次数介于1到28次之间，平均2.2次（SD=3.52），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仅获得1次提名（67.4%），2次以上者30个，10次以上者仅2个。陆晔和潘忠党（2002）的《成名的想象》所获提名最多（28次），即被半数以上受访者提名（53.8%）。

　　这些提名作品构成了一个非常稀疏的共现网络（见图7），密度仅为0.09（SD=0.39），将它与图6相比较可以发现，虽然调查对象对在地学术共同体的构成共识度较高，但对在地典范作品的共识度却极低。为避免作品标题相互遮挡，我们仅标注提名在3次以上的14个作品名称，其余以序号表示。仍然以节点的不同大小、边的不同宽度、边的颜色深浅来直观展示被提名论著之间共现关系的基本特征。首先，共现强度在5次以上的作品不足一成（7.61%，7个），其中强度最大值(8次)发生在《成名的想象》与《记忆的纹理》之间。其次，共现强度在2次以上的作品不足四分之一（23.9%，22个）。第三，共现强度仅为1次的作品占四分之三（76.1%，50个）。最后，有4位调查对象的提名作品与其他人的提名作品之间毫无交集，其中三人的提名作品各自构成一个小小的“派系”（clique），而另一人因只提名1个作品，遂成为了一个孤立点（节点81）。它们使得这个非连通图分裂成了五个“组件”（components），从这种破碎性中也能直观地看到共识度水平之低。

　　与对欧美媒介社会学作品的“经典化”想象不同，中国学者对在地媒介社会学作品的判断则呈明显的“当代化”趋势。在所有被提名作品中，最早的是台湾学者陈世敏的教科书《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1983年版），潘忠党1997年发表的《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和《“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则是最早的论文。不过，当代化趋势表明，媒介社会学在地研究还相对缺乏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作品。

　　图6的“学者”共现网络和图7的“作品”共现网络也向我们透露出一些有关“媒介社会学何为”的线的共现网络表明，某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新媒体、健康传播、新闻史、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不同议题，但我们似乎仍可以说，媒介社会学的“当代”实践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展开的：理解中国传媒或新闻业的转型。该主线前后相继的核心议题包括新闻改革、媒体政经架构与新闻生产机制、新闻专业主义的兴起与衰落，以及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一概括当然会冒过于简化的风险，但它大体勾勒出了中国大陆媒介社会学在地实践的轨迹和知识累积，也与其他研究者的观察和判断相吻合（黄旦，2018；黄典林，2018）。

　　实际上，中国媒介社会学实践一开始就建立在转译、借鉴、挪用欧美经典传统的基础之上，但同时也在与中国的在地情境——譬如国家-社会关系和新闻改革议程——展开对话，令它们得以在知识立场或学术风格等方面驯化英美媒介社会学，特别是将后者对于媒介建制及其意识形态运作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话语资源。

　　被半数以上调查对象提名为在地媒介社会学范例式作品的《成名的想象》与英美经典传统中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之间，构成了更加鲜明的对照。以前文讨论的媒介社会学经典而言，无论塔克曼还是吉特林，都将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客观性机制视为新闻媒体开展意识形态运作或者合法化的机制。与塔克曼吉特林面对的成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不同，陆晔和潘忠党面对的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媒体市场化与新闻改革，以及当时“碎片化的”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清楚意识到这种差异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在文末强调：“专业主义的理念，无论多零碎，已经并继续成为新闻工作者从事改革实践的一种召唤，成为新闻改革的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陆晔，潘忠党，2002）他们认为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并且“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

　　此外，我们也可透过某些英文著作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的不同遭际，比较性地把握在地媒介社会学的学术取向与知识政治。罗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t）和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1998）和舒德森著《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1978）就提供了两个很好的比较案例。两书都以新闻客观性为研究主题，先后于2005和2009年被翻译引进。如图3所示，在受访者对西方媒介社会学重要作品的理解和想象中，《发掘新闻》在受访者的想象中居于核心位置，而《维系民主？》却完全未进入他们的视野。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衡量两书的学术影响力，但这种巨大差异至少体现了它们在与我国在地学术实践契合度上相去甚远。

　　在中国，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闻社会学”，还是新世纪头二十年的“媒介社会学”，都不是在地学术传统中自然生长的果实，而带有强烈的“舶来品”特征。对欧美学术传统的“想象”，对典范学术作品的“译介”，以及在本国学术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嫁接”或“移植”，共同塑造着媒介社会学落地生根的过程。

　　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中国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呈“经典化”趋势，而在地化实践则呈“当代化”趋势，这构成了“驯化”媒介社会学的两个基本维度。具体而言，在中国学者勾勒的欧美媒介社会学地形图中，“新闻生产社会学”占据最重要位置，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媒介社会学“黄金时期”出版的一些著作更是想象之中心。“经典”想象与跨越时空的“再经典化”过程紧密关联，受到中译本和文化中间人的深刻影响。与此相应，媒介社会学的本土实践大体上局限于新闻传播学术界内部，聚焦新闻改革、传媒转型与新闻生产等议题。更重要的是，与英美媒介社会学展示出的批判性不同，中国学界将英美理论或理念视作“建设性”的话语资源，为新闻学和新闻业寻求解放的空间和潜力。无论是经典想象还是在地学术实践，背后都贯穿着传统新闻学为了突破原有的知识框架和藩篱，向外谋求理论资源、夯实知识根基以及强化新闻研究合法性之学术诉求。

　　本文的独特贡献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本文增进了对媒介社会学领域知识状况和学术共同体内在结构的理解；其次，本文从“关系视角”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和欧美学术传统之间的关联，深化了有关“中西之间”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全球与在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学术互动与权力关系；第三，就理论旅行而言，本文从“想象”和“实践”两个维度把握驯化，表明驯化未必意味着理论的“退化”，反而有可能在重新嵌入在地学术与社会情境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理论可能性；最后，本文跳出“观点”流动，从文化中间人、跨文化转译等学术实践入手，令理论起点与终点之间的某些中介机制由“不可见”变得“可见”，从而更好地理解理论旅行的轨迹、机制和后果。

　　本文对于媒介社会学在中文学界的未来发展有何启发？这恐怕需要结合我们针对当下的两个观察来谈：一方面，以数字化和数据化为核心特征的深度媒介化（Couldry & Hepp，2016：7）是传播研究必须面对的新的学术场景和研究起点；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场域内，与筚路蓝缕的第一代媒介社会学者不同，在高度建制化的学科领域——甚至直接在英美学术界——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正在崛起，他们有望更好地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互动。在此情形下，媒介社会学若要继续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恐需多方发力：一是突破“经典”，拓展多元的想象空间，丰富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资源，让各种理论传统与方法路径相互激荡；二是告别“提高新闻学学科地位”这一学术关切，回到“跨学科”的知识目标，从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边界地带切实推动跨学科对话；三是跳出“新闻生产”的藩篱，既呼应当代多元化的媒介现实，纳入林林总总的中介化传播形态，也呼应“社会分层、秩序、集体身份认同、社会性、制度、支配/控制、人类能动性等问题”（Waisbord，2014：15）。惟此，媒介社会学或许才有望在对传播研究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同时，也增进对于“社会如何运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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